外资机构观点趋于一致：看多中国经济 做多中国资产******
随着A股2023年强势开局，外资唱多热情持续高涨，继高盛之后，摩根士丹利也加入了再次看涨A股和人民币的队伍。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不少外资机构对中国资产的看法更加乐观，认为新年行情值得期待。
开年以来北向资金加速流入也证实了这一点。2023年以来，北向资金净流入额超330亿元，自2022年11月以来的净流入额已接近1300亿元。
上调中国股票市场评级
华尔街大行高盛刚发布策略报告，将明晟中国指数12个月目标从70点上调至80点，摩根士丹利紧随其后，也将明晟中国指数的年底目标上调至80点。
1月9日，摩根士丹利分析师Laura Wang等人在最新报告中指出，2023年中国GDP和企业利润将加速增长，中国股市将成为全球表现最佳的股市。摩根士丹利维持增配明晟中国指数，并将该指数年底目标位从70点上调至80点。
摩根士丹利研报指出，2023年中国的GDP和企业利润将加速增长，同时内外部风险均下降，这或将推动相关估值进一步上涨。
明晟中国指数最新收盘报70.42点，自去年10月底最低点46.92点以来，已经累计反弹50%。摩根士丹利将该指数目标点位上调至80点，认为该指数还有超过10%的上涨空间。
去年12月，摩根士丹利上调中国股票在全球新兴市场中的评级至“超配”，这是该机构对中国股市维持近两年谨慎态度后做出的首度上调。
在进一步上调明晟中国指数目标位时，摩根士丹利指出，其正在对中国股权风险溢价(ERP)重新评估，不少因素证明属于A股的牛市周期已经开启。
对于人民币走势，摩根士丹利同样乐观。它认为，人民币到2023年底将升至1美元兑6.65元人民币，较当前水平上涨1.8%。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市场策略师王滢表示，摩根士丹利目前对欧美股市、尤其美国市场较为谨慎，中国股市将成为下一阶段全球股市的领跑者，全球新兴市场都将有不错表现。“我们对中国股票市场评级上调，不仅仅是基于抗疫政策的调整。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有七个主要类别因子，会在不同时间对股市产生较大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捕捉股市的拐点。”她说。
王滢进一步分析，“尽管宏观经济和估值两大因子并不突出，但其余五大因子正同时向好转变，包括全球收紧的流动性在明年会有明显改善；中国政策周期向好；强势美元告一段落，人民币有望重新升值；中美双边关系改善；中国的监管框架已经整体确立。”
看多中国资产再成共识
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预期不断增强，A股市场与人民币汇率强势表现，外资“真金白银”加码买进中国资产。
Wind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北向资金已净买入335.20亿元，其中1月5日净买入127.53亿元，这也是自2022年12月1日以来，北向资金再度单日净买入超百亿。实际上，自2022年11月以来，北向资金就已呈现出加速流入的势头，期间净买入额达1286.28亿元。
人民币汇率在此期间也强势反弹。2023年首个交易日，在岸及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盘中双双升破6.9关口。随后，人民币汇率持续反弹走强，截至1月10日16时30分，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收盘报6.7772，新年以来已反弹逾1800点，累计涨幅达2.61%。
北向资金与人民币汇率共振，反映了外资机构对中国资产的普遍看好。高盛1月9日发布报告称，中国股市在年内有望上涨15%，人民币则料将升至去年4月以来的最高位。
高盛的策略报告称，将明晟中国指数的12个月目标从70点上调至80点，强调主要理由是整体估值较低，以及房地产、互联网监管和政策刺激等领域的多个支撑点。
此外，高盛预计到今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将升至6.5，此前的预估值为6.9。
高盛策略团队认为：“在2023年的全球背景下，中国在经济增长、政策和通胀周期方面看起来处于有利地位。当前的市场背景让我们相信，继续减持或做空中国股票面临的风险明显高于做多中国股票。”
除高盛外，美国银行、汇丰银行、先锋领航等外资机构也看好2023年中国资产表现。
美国银行投资策略分析师曾指出2023年的十大交易趋势，其中的一大趋势便是做多中国股票。“中国有很高的超额储蓄，对中国股票仍然是反向做多交易策略。”
汇丰银行预测2023年中国GDP同比增速为5.0%，并显著调高了2024年中国GDP增速预测，从4.8%上调至5.8%。
先锋领航在最新发布的分析报告中指出，当前中国正致力于优化疫情防控措施、促进疫苗和药品研发、改善医院设施，这些手段有助于稳定经济，预计2023年3月之后，中国的整体经济将看到更为明显的反弹，中国2023年全年GDP的增速有望达到4.5%左右。
东西问·中外对话 | 中德合作如何为全球气候治理“筑桥”？******
中新社柏林4月4日电 题：中德合作如何为全球气候治理“筑桥”？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日以视频方式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时强调，中欧要继续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合作。米歇尔和冯德莱恩表示，愿同中方持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绿色发展等各领域合作，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挑战。
2022年是中国与德国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作为欧盟最重要的经济体，德国与中国在经贸投资领域的务实合作，近年来已经成为推动中欧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压舱石。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与德国和欧洲进一步实现合作共赢、携手引领全球低碳发展进程？如何兼顾气候目标的实现与能源和经济安全？氢能如何在中德气候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何理解中德、中欧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竞合关系？
近日在由中国新闻网主办，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外贸联合会协办的“东西问·中德气候对话”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顾问杜祥琬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与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Dr. Hans-Peter Friedrich)和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外贸联合会(BWA)主席米夏埃尔·舒曼(Michael Schumann)就此展开了对话。
对话专家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广新能源方面，中国是德国和欧洲不可或缺的伙伴，双方合作有潜力成为欧中关系典范，氢能则可以成为双方未来加强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等行业有着大量良好的合作，各方应该鼓励“建设桥梁”的合作精神，而非鼓吹走向对抗。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氢能可成为中德气候合作重要课题
弗里德里希：本世纪前五十年有两大主要转型进程，即数字化和碳中和。中国和德国应该而且必须密切合作，使全人类能够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进展。欧盟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雄心勃勃，而中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定在2060年，还定下了其它非常具有雄心的目标。如果我们想实现这些目标，现在就要尽快、尽可能多地转换到不释放二氧化碳的能源上，如电能和氢能。氢能具有很大的优势，它不受管道约束，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生产、储存、运输，在许多国家被认为是对抗气候变化的秘密武器。
德国是氢研究领域的领先国家之一，有大量的专利，而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潜力，能够推动氢能方面的合作，对两国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益的。我们必须在各个层面推进德中气候对话。
杜祥琬：气候变化，特别是当代气候变化科学的形成过程当中，德国的科学家乃至欧洲的科学家作了很重要的贡献，而现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件事，欧洲的科学家们，包括德国的科学家们也在努力推动，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有共同语言。
风能和太阳能有间歇性，要确保稳定就必须储能。氢能可以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储能。现在的思路就是让间歇性的可再生能源跟储能结合起来。
氢能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制氢，因为氢是二次能源，煤可以制氢，但是要排放二氧化碳，这样就有违我们利用氢气的初衷、初心，所以欧洲方向也非常明确，就是制氢应该发展绿氢，应该是非化石能源来制氢。
第二是怎么用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要储能，用氢把不稳定的太阳能、风能存起来，从道理上讲是可以走得通的，但恐怕还缺乏实践，两国都是如此。
我们两国不仅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有高度共识，而且面临着同样或者类似的问题、困难有待解决，可以多做一些交流。
能源转型应兼顾经济与民生
舒曼：可靠的能源供应是创造和维护现代社会繁荣进步的基本条件之一。所谓“能源政策三角”定义了经济供给保障的基本取向与环境影响和气候保护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天然气作为桥梁技术在迈向再生能源产业的道路上将继续发挥核心作用。
德国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在短时间内已退出了核能和煤炭，而德国仍然需要化石能源。近年来其加工和储存技术迅速改进，使其能够符合环境标准。天然气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提高再生技术效率的桥梁。应对气候变化和创造可持续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只有在全球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取得成功。中国是这方面不可或缺的伙伴，而德中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有潜力成为整个欧中关系的典范。
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前副议长、德国“中国之桥”协会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左上)和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外贸联合会(BWA)主席米夏埃尔·舒曼(左下)。视频截图中德气候合作空间广阔
王毅：中德环境和气候合作有很长的历史，环境合作大概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在2008年之后，也就是哥本哈根会议前后，中德的气候合作也在迅速增加。这两年尽管在疫情下，我们仍然在环境、气候变化方面有非常多的合作、非常多的交流。我们希望通过纪念两国建交50周年，进一步加强中国跟德国在环境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也希望这一合作延续下去。
气候变化是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挑战，所以对此我们更多地去促进开展务实的合作和行动。另外我们也可能要更多地去选择优先领域。以氢能为例，中国发展氢能是非常快的。我曾经到西北地区看绿氢的生产，我们从太阳能的光伏去生产氢。这个氢将来考虑有不同的应用场景，比如说驱动燃料电池的重型卡车，比如说用氢能来生产更多的化工原料，随着应用场景(增加)，需要我们克服高成本以及更高地去提高它的效率，这需要中国跟德国之间开展合作。德国在这方面的能源转型上有非常好的经验，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的设备制造以及大规模应用降低成本方面，也有很多很好的经验。
还有其他的领域，比如说刚才说到德国在气候立法、政策方面有很多很多很好的经验，比如你们有《气候保护法》。中国全国人大也在考虑下一步怎么样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方面，构建一个更好的立法和法律体系。两国在诸多方面都可以更好地去开展合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顾问杜祥琬(右上)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右下)。中新网记者 翟璐 摄中德合作可推动中欧及全球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王毅：中国出台的“1+N”政策体系，不单是减碳，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但是这个系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地在实践当中去总结。我们希望更多地向德国等发达国家学习。此外，我们要开展第三方合作，也就是说中国跟德国、跟其他发达国家，去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起来实现能源的绿色发展。
杜祥琬：我觉得中德合作非常重要，当中国研究自己的能源转型的时候，我们经常引用德国的例子，还有丹麦的例子，所以我非常关注德国。我们最近有一些专家到德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访问，给我留下一句这样的话，“能光伏处皆光伏”——能装光伏的地方都装上光伏，就是分布式的光伏发电——这点给人印象很深刻。
但包括德国和丹麦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发展可再生能源装机的同时，如何让它实现稳定输出。我们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多合作、多交流，让可再生能源不仅在计划层面，不仅在纸面上，而且在实践上能够做出来让人能够信服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说是不断地关注德国和丹麦，也注意向你们学习。你们走在前头，我们只会更加高兴；但是我们要做得好的话，也希望跟你们交流。
应鼓励“建桥”而非“筑墙”
弗里德里希：如果我们能证明通过某些手段有可能维持繁荣、维护安全，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那么我们的技术将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榜样，所以我们现在迈向二氧化碳零排放的每一步都非常重要。
舒曼：我们欢迎中国在德国的投资。我们看到了中德之间许多技术领域的良好合作，包括汽车行业的良好合作。比如，以华为和德国汽车公司的合作为例，它们相互补充，也激发自己继续进步。我们应该鼓励这种“建设桥梁”的精神，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对抗精神对世界不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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